本期想讲一下中国近现代恋爱观的演变和情绪价值，其中大部分的观点来自于鼓腹而游播客和下面两本书，所以这一期更像是听后感和读后感，更不必说本文中有大量引用内容。
以及
孔慧怡的《五四婚姻》
李海燕的《心灵革命》
封建的桎梏
作为引子的段子与诗
本期想从一个段子开始：
完全不能接受（开放式关系），是我思想太封建了吗？
封建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经是众所周知了，但婚姻从来不是传统中国（男）人找到属于自己情感归宿的地方。上层阶级纳妾是常态，经济稍微紧张一些的则是选择招妓。诗词歌赋中的婚姻就像恋爱小说一样虚无缥缈，更不必说美好的爱情多用来托物言志，甚至是走后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相比来说，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更加接地气一些，更接地气的还有功名到手之后不能再光临的惆怅。
画鼓喧街，兰灯满市，皎月初照严城。清都绛阙夜景，风传银箭，露叆金茎。巷陌纵横。过平康款辔，缓听歌声。凤烛荧荧。那人家、未掩香屏。 向罗绮丛中，认得依稀旧日，雅态轻盈。娇波艳冶，巧笑依然，有意相迎。墙头马上，漫迟留、难写深诚。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
桎梏之下能否有爱情？
从《乡土中国》的环状人际关系层层解剖，会发现这个环状关系在每一层中都是有上下级关系的。父母宗族的关系中有辈分的上下级，科举功名的前后期同样有上下级，更不必说朝堂上的皇帝。唯一被儒家伦理所容忍的平等关系是君子之交的朋友，而这唯一的平等关系也在皇帝的猜疑中岌岌可危（赵贞吉：朋就是朋党）。想要有平等关系下的恋爱自然是想太多。
虽然在传统上对于情爱有“发乎情止乎礼”的纲要，但程朱理学兴起之后，举案齐眉这种互相尊重的关系也成了过去式，夫唱妇随的纲常也禁止了夫妻之间表达爱意的可能性，尤其是女性的“正统地位”绑定在了传续后代和家务劳动中，也就是实现家庭之中再生产的义务，留给情爱的空间并不存在。而寻求情爱和感官刺激则是风月场所工作者的职责。这也在女性之间划分了好女人与坏女人。但反过来，摆脱了儒家传统角色的侠女确实是可以被称赞的对象，最为现代化的例子则是《金陵十三钗》中或是为了保护女学生，或是为了家国大义，总之是挺身而出的妓女们。但即使是被褒奖，坏女人的这层底色却无法被抹去，播客中就说“什么侠女自古出风尘，夸你还要吐口唾沫踩你一脚”。
但显然，禁止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会将纲常伦理变为无源之水，悬浮在虚假的道德约束中。因此一些儒家非正统派学者，如冯梦龙在《情史》中试图重建情感在夫妻之间的地位。但这一尝试的目的并非维护个体的情感需求，而是回归到了维护纲常伦理。甚至将“情”作为忠孝节烈的抓手，如用“情”将寡妇不再嫁甚至于殉情合理化。
《牡丹亭》是明清备受推崇的爱情小说，以杜丽娘的女性视角从儒家经典中发现了爱情，随后与考取功名的柳梦梅有一段人鬼情未了的故事。以才子佳人小说的典型模板实现了情感与儒家等级结构的调和。即使是这种调和也对传统模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但更进一步的颠覆则是由《红楼梦》完成的。红楼梦对于传统价值的反叛并不在于和深闺女子们卿卿我我，而是在于贾宝玉这个主人公一反才子佳人小说的常态，视功名利禄为粪土，而更加重视个体，尤其是女性的情感经验。基于此对于情感的歌颂才让红楼梦于封建礼教所不容。
在五四之前的先声
虽说五四是本文的重头，但封建传统早在五四之前就被更为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所挑战过，如何殷震于1907年在《女子解放问题》中，不单单批判了中国传统儒家的封建伦理，连西方的法律婚姻也一起批判了，但角度也和之前所述的类似：
中国之婚姻，礼法之婚姻也。若欧美诸国，则昔日之婚姻为宗教婚姻之制，近世之婚姻为法律婚姻之制。其制之胜于中国者，一则结婚离婚，均可自由，兼可再嫁；二则行一夫一妻之制；三则男女同受教育，男女同入交际场。就表面观之，不可谓非解放女子也。然吾谓此等之制，仍属肉体上之解放，非复精神上之解放。何则？解放者不受束缚之谓也。今观欧美婚姻之制，一缚于权力，再缚于道德，三缚于法律。……至于一夫一妻之制，不过为宗教所缚束，复为法律及伪道德所牵制耳……所谓一夫一妻者，特阴为法律所缚，而外托伪道德之名耳，安得谓之实行一夫一妻之制乎！ 至于男女平等，则亦弗然。……夫解放女子必使为女子者，共用平等自由之乐，若如今日欧美之制，势必女子有自由之名而无自由之实，有平等之名而无平等之实。
当然作为当时激进到没人能理解的无政府主义者，何殷震对国家与阶级同样立场鲜明，这种对女权主义运动中阶级的分析，至今依然可以算作标杆的存在：
盖昔日压制多数妇女者，一为政府，一为男子，今则政府及男子而外，另受制于上级之妇人，则是于己身之上，别增一重之压抑也。即使压抑不增，亦仅供少数妇人所利用，夫何幸福之有哉！
今之持解放说者，一曰女子职业之独立，二曰男女参政权之平等。不知所谓职业独立者，属于个人，抑属于全体？如曰属于个人，则仅己身不受制，非多数妇人均可免厄也。如曰属于全体，则以今日经济界之组织，少数富民垄断生产之机关，平民失业，其数益增，而谓妇女职业均能独立，则谓职业独立者，即以职业供役于人之异名耳。自由解放，岂可得哉？故谓职业独立，则女子可以解放，不若谓实行共产，妇女斯可解放也。至于与男子均权，无论男子握权历时已久，男女参政之柄，非仓卒所能均，即使能均，决不能人人而参政。 以少数参政之女子处于主治之位，使多数无权之女子受其统治，不独男女不平等，即女界之中，亦生不平等之阶级。彼多数妇女，不甘受制男子者，岂转甘受制女子乎？故今日之女子，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迫男子尽去其特权，退与女平，使世界无受制之女，亦无受制之男。夫是之为解放女子。夫是之为根本改革。 奚必恃国会政策，以争获选举权为止境哉？倘有志之妇女，由运动政府之心，易为废灭政府之心，则幸甚亦。
五四婚姻中的旧女性
鲁迅面对自己“法律意义”上的原配妻子朱安选择了各过各的日子，从结婚第一天开始就唯恐避之而不及。没有丈夫情感支持的朱安只能根据旧制度的贤妻职责承担起了照顾婆婆鲁瑞的任务，也是因为通过这一层关系朱安获取了在周家不可动摇的地位。鲁迅长期与朱安分居两地，即使是在北京短暂的同居生活，鲁迅与朱安之间依然有一层厚障壁，在与朋友的交流之间也将朱安当成外人。以旧制度的标准来看，朱安的婚姻中颜面尽失，但在晚年朱安对鲁迅和许广平的视角却是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即使作为一个旧制度培养的女性，却没有在旧制度教育的摧残和身处新旧交替婚姻的冲突中放弃了自己的独立人格。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的经济）……她的确是个好人。
在这段时间稍微早一些的婚姻中，我们依然能发现法律婚姻的本质：在朱安病危的1947年，她签署了转让鲁迅遗产和著作权给周海婴的文件。即使在众所周知的事实中，朱安对鲁迅来说不过是在与传统价值观念妥协下的累赘，许广平才是更被社会公认的鲁迅妻子。但涉及到财产分配依然要这种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才能决定。
如果说鲁迅因为棱角过分分明而狠心对朱安不闻不问，那胡适略微温软的性格对上耿直的江冬秀则是让对方掌握了主导权。江冬秀将胡适的经济打理的井井有条，以至于胡适家重修祖坟的工程都是由江冬秀主持，胡适也展现出了新文化带来的平等的风度，在铭文写道：“谁成此功，吾妇东秀”。胡适与江冬秀的关系实现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但进步的关系，但在婚姻危机中江冬秀也丝毫不退让，在胡适与江冬秀的伴娘曹珮声的出轨消息传到江冬秀耳中，便急冲冲去找胡适试图理论，当胡适说出离婚的意向时，江冬秀跑到厨房拿出菜刀以两个小儿子来威胁，面对如此刚直的女性胡适直接败下阵来再也不敢提离婚。
同样作为旧时代的女性，江冬秀深入到了胡适的生活之中，虽然两人学识相差甚远，江冬秀在麻将桌上也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并没有试图成为自力更生的新女性，但江冬秀也在丈夫身边的熏陶中学会了写信与读书。这样一种平等的关系也可以成为新旧差异之间幸福生活的典范。
即使是这两位所谓旧女性，也依然在大环境的变迁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立人格。大环境的平等自由的改变最终影响了所有人。
娜拉出走吗？
鲁迅与许广平的故事放到今天或许会被当作师生恋大加批判，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段佳话。许广平对当时家庭失意的鲁迅发起了猛攻，鲁迅在情感上的防守节节败退，最终投降。许广平将分析两人婚姻问题的文章投稿给鲁迅主编的刊物，鲁迅竟也将其发表，这一行为无异于向世人宣告两人的关系，同时也是共同负责的宣言。
可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许广平的生活可以说是并不如意。她在广州女子师范的工作“食少事繁，难以为继”，但毕竟是一位独立职业女性。但到了上海之后鲁迅却让她当全职秘书兼保姆，她作为新女性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但在社会身份上却走上了和旧女性一样的道路。她留给自己的独立人格是留给自己的300块钱应急钱，如果两人关系破裂可以维持到她找到一份工作。
一个站在妇女运动前线的年轻女子，经过自由恋爱和个人选择而建立的婚姻关系，竟然令她失去原来的独立地位，这实在很讽刺；许广平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她曾精简地概括她年轻时的志愿如何被婚姻生活磨掉： ［为了］寻求活的学问，向社会战斗的学问，去请教鲁迅先生，然而后来却消磨在家庭和小孩的繁琐上。一个女人，如果这两方面没有合理的解决，没法放开脚走一步的。这苦恼的情形，不是男人所能了解。
或许是因为鲁迅对许广平外出工作的消极态度，许广平引用友人的话对进步男这种虚伪的风气表达着不满：
尽管在社会上大吹男女自由平等，要女人出来谋生，经济独立，一说到自己的女人就什么都两样了。
鲁迅在《伤逝》同样提到了新青年在突破封建保守家长的藩篱之后遭遇到的困境。涓生（男）和子君（女）在会馆里互相倾诉着进步话语，追寻着自由与平等，在两人寻找住处的过程中子君也坚持变卖首饰换取一些启动资金。这种性别平等的努力却在两人的家庭生活中完全退行到性别化劳动分工中的窠臼之中去了。
加以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宠物狗），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
子君的进步光环逐渐在家务劳动中消磨殆尽，男主外的部分同样遇到了重大危机：作为经济支柱的涓生失业了。进步男翻译的半吊子文章也换不来几个钱，子君也不再回应他的进步话术，涓生到底和子君共患难不下去了。他发现自由恋爱的内核在于自由而非恋爱，若是自由被恋爱所牵累，那恋爱不要也罢。
本文是以涓生，也就是男性视角写出的。各种解读中往往把二人的自由恋爱解释为一种涓生对子君的启蒙。但我们却不得而知为何在同居生活之后他们的关系却陷入到了娜拉想要反抗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范式中去。以男性视角描写子君囿于家庭主妇的职责而放弃了对所谓进步话语的渴求，甚至描写子君对被抛弃的恐惧以及涓生对此的冷漠，更是一种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和男人无法理解女性是一种处境而不仅仅是性别的居高临下姿态。我们无法想象鲁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多少是在参考他与许广平之间的关系，更遑论这篇文章是否是对他自己的自我批判。但有一点总是没错的，在播客中再见爱人的部分也有所提及，两人成长速度和认知差太多，终归是没有好下场的。
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
在稍后的1930年代，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社会风气直线保守化，结合了些许现代性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迅速回潮。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在爱情问题上对社会最后一击反击，将性爱视为人类的本性并将其与爱情分离，更是直接批判爱情背后的家庭父权制。在这里直接引用李海燕的《心灵革命》中的片段。
无政府主义者坚持把性的不平等与阶级的不平等联系在一起，这可以解读为对于鲁迅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这一问题的回应。当保守派与自由派提出把娜拉拉回经过改革或自由化的家庭生活时，无政府主义却将其视为一种新的束缚。相反，他们提出要推翻整个社会体系。如此一来，娜拉不仅可以寻求到经济上的独立（这样她便不会“变质”），而且还能找到真正的人格自由与性自由（这样她便无须“回家”）。在无政府主义者之前，似乎极少有中国的读者能够领会易卜生对小资产阶级家庭意识形态的责难。五四一代为了他们反抗礼教家庭的宗旨而对剧本进行了改编。反讽之处在于，他们所奋力争取的正是被娜拉抛诸身后的小资产阶级家庭，掩盖了隐藏在爱情与性别角色的自然化修辞之下的不平等与剥削。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承认夫妻式家庭的合法性，从而将爱情贬斥为意识形态伪装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堆用以掩饰非正义、非自然的性私有权的谎言。
走向革命的年代
从五四到九一八再到七七事变，自由与解放的社会风气逐渐让位于越来越严重的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这种趋势在恋爱文学的表现更为明显，但毕竟我看的文学类作品实在是不多，所以这一段同样引述《心灵革命》中的内容，简单看一下。
“革命加恋爱”这种新的小说文类或公式应运而生，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实际的与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这一文类收获了轰动性的巨大成功，部分地反映出1920年代晚期知识界的激进化，以及对于情感的私人领地与政治观念与活动的公共范畴孰轻孰重所进行的重估。位于意识形态光谱两极的作家都为这一文类的成功出力不少，而它顽强的流行性，既是革命狂热的佐证，也表明了人们对于爱情话语的难以割舍。当党派的意识形态鼓吹者以动员为目的寻找意识形态的根基时，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拾起爱情的语言，才能在无孔不入的社会爱情话语中确保一个言说的立足点。他们写下规范性的文字，力图劝说自己的同志们相信，革命不仅仅是爱情赛场上的一位合法选手，而且是浪漫主义危机的终极解决方案。政治意识形态的鼓吹者们从彻底割裂了爱与性的无政府主义批评中获得了灵感，呼吁延缓爱情，并让性关系服膺革命的议程。
在五四的言说用语中，儒家礼教基本上是自由派与激进派所反对的一切事物的代名词，或者可以换成他们更喜欢用的一个词，即“封建”。自此以后，继续推行革命立场的诸般努力，都不得不对这种清教主义的指控做出频繁的申辩。而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去论证革命对爱情的支持，而是要建构一种新的范式，令其不仅与小资产阶级对夫妻式家庭的追求和无政府主义者对性自由的追求不同，又要高于二者。
确实，当革命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理想，而是作为一种包括了参会、动员、发放传单等实际内容的“工作”进入到日常生活之后，它也遭遇了爱情这名可怕的敌手。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在浪漫主义作家和指南书作者的不懈努力下，爱情已经成为城市中等阶层伦理、社会与幻想生活的一种结构。此外，它所宣扬的理想化社会秩序愿景，即一种爱的共同体，拒绝接受暴力与颠覆的生活方式。因此，对于革命者而言，爱情在他们同时将美学与日常生活进行政治化的工程面前，竖起了一道最大的屏障。他们的对策是开发利用这种张力：即对于家庭生活与工作的尊严与价值的肯定，和对于一种更高生活的热望，这种张力关系往往是充溢于爱情话语之中。
当浪漫爱情看起来已不再能胜任现代生活的精神支柱之后，党派意识形态启用了一种新的英雄主义话语，提供了一个人生的宏大道德旨归，即把中华民族从“暴政的腐朽仆从”身份中解放出来。不论是国民党消灭军阀与“共匪”的说辞，还是共产党推翻压迫中国群众的三座大山的提法，所使用的语言总是卢梭式的，预示着一场发生“在美德、爱国主义、自由与邪恶、叛国、暴政之间”的战役。两个党派都许诺一种新的美德共和国，让每个个体都有能力“求理与欲的平衡，大我与小我的合一。
革命许诺的诉求在浪漫小说的模式转换中清晰可见。越来越多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开始偏重于一种政治化的结局。典型的情节线索往往由一场消弭的浪漫或挫败的三角恋爱开场，以遭到遗弃、灰心失望或清醒觉悟的一方告别恋爱而转投革命收尾；他们或是参加北伐战争，或是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人运动，或是投身反抗侵略的抗日战争。但尽管如此，革命仍然只是一个收束情节的“结尾”，尚不是故事正文中的主角。这些小说中并没有行动中的“大我”的呈现。英雄的主体性仍然保留着一种无可辩驳的个人主义色彩和强烈的私有性。
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私密领域直接接受国家监管与调控的情况。社会主义情绪语法的核心支柱是情感的集体化定义；在这种定义下，爱情被褪去了一切特殊化或个性化的价值维度，而独服从于“阶级”这一新的普世性范畴。一名社会主义主体“爱”上另一名社会主义主体的理由，是她或他的阶级属性，而不是他或她的道德素质、知识能力、经济地位、社会阶层或性吸引力。爱情不再是专属于独异的个人与单数的心灵之事务。作家们学着摆脱了“革命加恋爱”的公式，而转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让阶级热情成为爱情唯一合法的表达形式。
总的来说，试图将各自理想中的革命场景融入到流行文学的写作中，作者们试图把革命情感嵌入到恋爱的大背景中。但随着民族危机日渐加深，革命与恋爱在作品中发生了主客易位，恋爱的“小爱”逐渐让位给了革命的“大爱”。以至于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革命与阶级完全压制了一切情感的表达，成为爱情的唯一标的。
情绪价值
这一部分其实更建议各位去听鼓腹而游情绪价值的那一集播客，作为一个“话聊”的播客连timeline和reference都没有，总结起来更加困难。本期播客从情感关系中的疏离感讲到情绪价值和情绪劳动，再到对心理治疗的反思。
之前在亲密关系中确实我自己是非常疏离的，希望能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结果反手被安利he’s not that into you，现在更像是翻过来，渴求着亲密关系与情绪价值，但从外观上来看还是逻辑大于一切的INTJ。
在其中的情绪价值一部分提到了非传统的男性，虽然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和情感劳动，但在经济上很困难的软饭男。播客中提到戴锦华所说的女性在新旧两个爱情脚本中的纠结。
之前我们默认女性总是想要向上结婚，寻求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婚配对象，但在新脚本里希望自己能够经济独立和自强。但与此同时很多女性觉得虽然我可以实现独立，但还是希望男方更强。
之所以对这一段感触颇深是因为正好碰到一个调侃我的段子。
这位25岁的哥哥总不能牛子脑子一条都不沾吧。
既慕强又独立的“我全都要”的心态和“一无所有不好吗”似乎都不太可取，可能最理想的状态还是在牛子和脑子之间，哦对不起，是在互相提供情绪价值和维持自身人格经济独立之间找到平衡。
之后讲到心理咨询，主播们对心理咨询的功能表示怀疑，虽然欧美常常认为心理咨询能够将情感表达出来，但中国人却总有个言不及义的心结在。甚至将心理咨询看作是一种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标志。引申而来的问题则是，心理咨询试图将所谓“抑郁”的人解救出来“回归正常”，却忽视了“抑郁”的根源，把社会问题某种程度上的私人化而非去反思当下的社会问题。主播们在播客中提到了一个很有启发的观点：抑郁是对当下社会不满的不妥协产物。如果从这一点出发，那么由此而来的放弃社会再生产的选择（结婚生子高消费），则是微观个体能实施的一种激进反抗。
多说两句
最后还是要去推荐大家去听鼓腹而游，就算是写了这么多也无法完全涵盖第一次听的时候的所思所想。作为一个休闲播客能写这么多听后感还去找提到的引用文献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